我国古代对子钱的分期发展和成因分析

冯瑞林

所谓对钱，指由同一铸钱监铸造的一种互相对称的钱币。钱币学家戴志强先生曾在《方孔圆钱名词浅释》一文中解释说：对子钱一般是以篆书字体的一枚为主，配以其它书体的另一枚钱（如真、隶、行、草），两枚钱除文字书体不同之外，钱文内容、钱制大小、钱身厚薄、轮廓狭阔、穿孔大小、文字位置、字体大小、笔划粗细、深浅，乃至铜质、锈色、制作风格等完全一样。因此，可以成双成对，所以钱币界又把对钱叫做“对子钱”、“对书钱”、“偶钱”，日本钱币界则称之为“符合钱”。对子钱在我国漫长的货币发展史上，虽起源较晚，为时不长，但它精制的铸造技术，篆、真、隶、行、草等齐备的五体钱文书法无不折射着我国传统美学中对称美的奇光异彩，可谓一枝独秀，不愧为我国泉苑中的一枝奇葩。基于此，笔者仅就我国古代对子钱的分期发展及其成因作一粗浅的探讨，不当之处，请方家斧正。

一、南唐------对子钱的起始期，开我国对钱制度之先河 五代十国时期，因铜材短缺，各地政权铸币量均较少，唯建都金陵的南唐政权（公元937----975年）铜钱铸造颇丰。南唐政权在风雨飘摇的38年中，曾先后铸行了大齐通宝、保大元宝、永通泉货、唐国通宝、大唐通宝、开元通宝等六种货币。其中，公元958年（南唐显德五年）李景所铸行的永通泉货当十大钱，有篆、隶两种书体的钱文。后世古钱学家认为永通泉货大钱虽有篆隶两种，但文字和钱形大小都不一致，不能称为对钱。到了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李景便废永通泉货大钱而铸行唐国通宝钱，均篆隶、篆楷成对，这是我国货币史上第一套对子钱，开我国对钱制度之先河。唐国通宝有折十型篆文大钱，系上承永通泉货当十钱而来；小钱有铜、铁两种，钱文篆隶、篆楷成对，为后代对钱之始。从一定意义上讲，篆、隶两体的永通泉货大钱一改古代货币钱文单一的书体，对一年之后唐国通宝对钱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没有永通泉货开启篆隶两体钱文之风，也许不会有唐国通宝对子钱的出现，而这一点，则恰恰是被后世古钱学家所忽视了的。后来，这种对钱形制便初步形成并被固定下来。据《文献通考》卷九载，南唐还“别铸如唐制而篆文”的开元通宝钱。南唐开元铸期不详，史无记载，历代泉家据其形制推论当铸行于唐国通宝钱之后。南唐开元篆体钱文史载为南唐后主李煜时期当朝大臣徐铉所书，故南唐开元钱不会早于唐国钱。南唐开元通宝钱有大、小两种，大钱宽缘，其轮廓形制亦与隶书永通泉货接近；小钱则有篆隶两体，篆书钱文为徐铉所书，隶书钱文则仿唐开元钱，均宽缘细字。南唐开元篆隶二体对钱是唐国通宝对钱的延续、完善和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创新，更趋对钱的严谨和规范，但仍缺乏对子钱内涵的自然与洒脱的韵味，与两宋对子钱比较，有点拘谨、呆板。唐国通宝和开元通宝是我国铸钱史上最早出现的对钱形制，古无先例，当属初创。但不管怎样，南唐的唐国与开元通宝必定开创了我国货币形制对子钱的先河，这对后世钱币形制以及两宋（特别是北宋）对子钱的影响是很深远而巨大的。

二、北宋、南宋------对子钱的兴盛期，集我国对子钱发展之大成

赵宋继后周政权，重新统一了全国大部分领土，封建经济在前代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货币铸行上，终宋一代盛行年号钱，几乎每次改元都要铸行新的钱币。宋代的铸钱工艺采用了先进的母钱翻铸法，铸量相当大，为历代罕有，品种、版别也十分复杂。同一种年号钱，不仅有铜质、铁质之分，大小轻重之别，而且往往有两种书体，或篆楷、或行隶等相配而成对钱，这是两宋钱币的主要特征。

宋元通宝和太平通宝是宋朝早期的两种钱币，钱文隶书，仿开元钱，铜铁兼行。这两种钱币并没有承袭南唐对钱形制，文体单一，尚无对钱之风。到了公元994年，即淳化五年铸行淳化元宝，其钱制便为之一变，正式建立赵宋王朝多种书体的钱制。淳化元宝分真、行、草三种书体，传钱文乃太宗皇帝赵炅亲书，史称“御书体”。这是我国钱币史上的一项创举，钱文御书即始于此，钱文作行、草亦始于此。淳化以后，每逢改元易号，必铸新钱。除一部分钱币没铸对钱外（如：景德、咸平、祥符、天禧、康定、庆历、崇宁、大观等），绝大部分年号钱或非年号钱均铸有对钱，或篆真相配、或篆隶相配。据笔者统计，包括南宋在内先后有九个皇帝，26个年号铸行了对子钱。南宋初期，遵循北宋钱制，也多铸有对钱，直到孝宗淳熙七年起，即公元1180年改铸纪年钱以后，共计191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对钱制度在我国货币历史的长河里纷繁多姿，大放异彩，为我国数千年的货币文化锦上添花。

从两宋时期对子钱的钱文书法、形制、种类等三大方面分析，共有81大类，其中：小平钱40类，折二钱23类，折三钱5类，折五钱3类，折十钱9类。计有铜钱62类，铁钱19类。在各种宝钱种，元宝约占一半以上，通宝次之，重宝极少。就钱文书法的配对看，有以下四大类对钱：

第一类，真行草三书体配对者有2种，即淳化元宝和至道元宝，均小平旋读。

第二类，篆书与真书配对者有44种，如天圣、明道、景佑、至和、嘉佑、熙宁等元宝，均小平旋读；至和、嘉佑、治平等通宝小平；熙宁重宝折二，元丰通宝折十，靖康通宝小平、折二旋读和铁小平直读；建炎、绍兴通宝小平、折二、折三；隆兴及乾道元宝折二；淳熙元宝铜铁钱小平、折二旋读等。

第三类，篆书与隶书配对者17种，如元丰通宝小平、折二；政和通宝小平折二及铁小平、折五、折十，均旋读；政和重宝折二；圣宋元宝铁折十；重和通宝小平；宣和通宝铜铁钱小平、折二；宣和元宝小平；靖康元宝小平、折二等。

第四类，篆书与行书配对者有16种，如元丰通宝及圣宋元宝小平、折二；元佑通宝小平、折三及铁折五、折十；绍圣元宝小平、折二及铁折十；元符通宝小平、折二及铁折十；圣宋元宝小平、折二及铁折五等。

事实上，两宋对钱的类别是复杂多样的。以上只是据钱文书体而归类，难以慨其全貌。宋代对子钱的品类和名目繁多，或以钱体大小厚薄分，或以制作特征分，或以文字书写及位置偏移情况分，如大样、厚肉、广穿、肥郭、四角、抱政、文政、巨头、长尾、寄郭、隔轮等等，版式繁杂，五化八门。即使是同一种年号钱，也可以分列出几种、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对钱，其品种之多，质量之精，书法之美都是前所没有，空前绝后的。如：政和通宝和重和通宝对钱可称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因此可以说，北宋时期的对钱制度之发展达到了顶峰，它是中华货币文化的一批艺术珍品。这些对子钱，具有优美的书法，精良的制作，各有个性，各有特色。抚摸玩赏，闲暇品味之余，无不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在两宋对钱发展的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建炎年间，在济南自称齐王的刘豫，于阜昌年间（公元1130年-----1137年）曾铸行阜昌元宝、阜昌通宝、阜昌重宝等三种钱币。元宝为小平，通宝为折二，重宝为折三，其钱文均篆楷成对，书法精妙，堪与两宋对钱相媲美。可以说，阜昌对子钱是两宋对钱影响的产物，是同时期对子钱的沿袭与进一步的发展。

三、西夏------对子钱的延续期，盛极一时的对钱制度逐渐消亡

每一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一定的历史演变过程，对子钱也不离外。在西夏时期，也铸行有几种对子钱。但这一时期的对子钱只是钱文书体的不同变化而已，它和两宋对钱的严谨细微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将这一时期的几种对钱列表于后：（略）

西夏是活动于宁夏一带的党项族建立的国家，从公元1038年元昊建国到1227年为蒙古所灭，历时约200年。西夏铸币分西夏文与汉文两种，数量不多，流通中仍以宋钱为主。西夏钱币铸造精良，钱形统一，轮郭规整，字体庄重，极少有轻重不一、版别复杂、厚薄参差的现象；也不见有流铜、错范、倒书、传形等弊端，历来为泉家所赞赏。西夏的对钱以光定元宝为其代表之作，光定元宝以楷书存世较多。1984年9月宁夏银川风景区贺兰山滚钟口出土的一枚篆书光定元宝恰好与楷书光定元宝相配成对。惜篆书光定仅此一枚，成为孤品。近来听说又有发现，但未经权威部门鉴定证实，不足信矣。乾佑元宝乃仁宗乾佑年间铸，铜钱少，铁钱多。唯铜钱有行、楷相匹配，也可以说是对子钱的一种变化。天庆元宝是桓宗天庆年间（公元1194----1295年）铸行，钱文楷书，版别不多；但却更铸有西夏文钱，与汉文天庆相映成趣，显然有对子钱的风韵，这是西夏对子钱的一大特色。终西夏200年，铸钱历史只有170年。早期铸钱采用西夏文体，后期则改为汉文或两者并重。但观其钱币文字、形制、轮廓却与宋钱一脉相承，说明西夏时期铸钱受两宋钱币影响极深。因此，从货币文化传承上讲，西夏的对子钱也只是宋代对子钱的一种延续，但这种延续却又是那么的微弱，就象是茫茫夜空深处闪烁的一粒星光，在为盛极一时的对钱制度划着历史的弧迹。

四、对子钱的成因分析及其相关因素探讨

上下五千年的中华货币文化，历史悠久，群星灿烂，那一枚枚光怪陆离的古钱币无不闪烁着我们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底蕴和聪明才智的荣光，而对子钱则恰恰体现了这一深刻的历史内涵。笔者认为，对钱是一批集中体现中国书法艺术的珍品，突出的再现了中国书法和中华货币文化的对称之美，这种美是一种“嫁接”之美。对子钱起于南唐，盛于两宋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巧合，而是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和历史必然的。

1、古代的对称艺术对对子钱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众所周知，对称美是我国美术和文学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我国传统的美学基础。古代的文字、陶器、青铜器、瓷器、雕刻、绘画、丝织品等器物上的纹饰，帝王的宫殿、民宅、庙宇，陵墓前的翁仲、亭台楼阁、画栋飞檐、花草树木以及诗词、楹联等等，无一不包含着对称美的内容。其实，这种对称美学早就应用于古代钱币，如原始的贝币到蚁鼻钱、布币、环钱等都是对称的，只不过是这种对称只是体现在同一枚钱币上。因此，对子钱是这种对称文化与铸钱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也是我国古代能工巧匠大胆利用对称美学原理以及追求钱币对称美的艺术效果的具体体现，这一点当是不可置疑的。

2、古代书法艺术的发展促进了对钱制度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南唐和两宋均重文并崇尚书画艺术。唐末五代十国之际，由于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东南移，南方的社会经济获得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南唐先主李（即吴之徐知诰）曾设礼贤院，聚集图书万卷，招礼士大夫。南唐的诗词书画都很著名，如南唐中主李 和后主李煜均长于诗词，妙于音律；而大臣徐熙则善于绘画和书法。历史学家说：“十国文化，首推南唐”。书画艺术的发展为钱币文体的多样性及美观程度提供了前提条件，这在南唐的钱文书法和钱形结构均有明显的表现。南唐后期铸行的开元通宝，其篆体开元钱文书体就是当时南唐国有名的博学才士徐铉所书。由此可见，对子钱起于南唐是与当时南唐国浓厚的文化氛围分不开的。 到了两宋时期，尤其是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书法家以及徽宗独创的“瘦金体”，更把中国的书法艺术推向了顶峰。当时，宋代开国以来百余年的承平发展，经济跃升，加之唐以来文学艺术的积淀和消化，尤其是书画大家辈出，篆、隶、真、行、草以及九叠篆、瘦金书等各种书体齐备，这就为钱文书体的变化多样提供了可能。书法艺术与钱文书体相融合，这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强度的一种反映。所以，宋钱上的文字比前代更是活泼流畅，美观大方。北宋的钱文书法不仅艺术水平高，而且无体不备，尤其是九叠篆、瘦金书应用于钱文，更是钱币有史以来冠绝古今，独一无二的。难怪后世泉学家称：北宋是我国钱文书法的黄金时代。对钱制度之所以能够成熟并盛极于北宋，是与北宋时期书法艺术空前绝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太宗赵炅、苏轼、司马光、徽宗赵佶、蔡京等帝王将相，名家权臣都曾为宋代钱币书写钱文。由此可见，书法艺术丰富了我国的货币文化，使钱文的对称之美更加和谐，为对钱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和可能。

3、对钱是帝王权利的象征，它与历代封建帝王有着难以分割的因缘。我们不妨先从对子钱钱文书体的配合上来分析：（图表略） 从上表来看，自南唐首创对钱以来，篆楷配对49种，篆隶配对19种，篆行配对16种，真行草三书体配对2种，汉文与西夏文配对2种。由此不难看出，对子钱大都以篆书钱文作为主线配对，种类较多，达到84种。为什么对子钱钱文独以篆书占主导地位哪？笔者认为，有下面两种因素：一是从秦统一中国，钱文书体都是以小篆为主，这是历史传统；二是当时从汉唐以来，碑刻、文书用小篆体已成为一种定制。大家知道，铸钱在历朝历代国家政务中都是一项比较重大的事情，体现着帝王的权力和威严，而小篆书体在当时则表示着庄重的内涵，意味着皇权威仪，这是历史传统观念的一种延续。从秦创小篆到汉唐碑刻，篆书是大一统的书体，钱文书体以篆书为主配对与皇权政治相符合，是帝王权力至高无上的象征，也表示着封建帝王对货币铸行权的垄断以及对货币发行的重视。纵观整个中国货币史，历代统治者都是比较讲究和重视钱文美化的，视钱文书体为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如盛唐的开元通宝钱文传为当时的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南唐铸行的开元通宝篆书钱文为当朝名士大臣徐铉受命所书。到了北宋时，帝王们更是推崇钱文美化，不仅他们本人善写会画，为钱币书写钱文；而且，还命名臣名吏、名书法家书写钱文。终宋一朝，除宋太祖赵匡胤因忙于统一寰宇，整治朝政外；自宋太宗赵光义开始，没有一个皇帝不喜爱书画的，到了风流天子徽宗赵佶，酷爱尤烈。仅就对子钱书体而言，两宋对钱始自淳化，其钱文书体是太宗赵炅改元淳化时（公元990年）亲笔书写的钱文。《玉海》载：“淳化六年五月乙未，改铸淳化元宝钱，上亲书其文，作真草行三体。”此后，又过了五年，改元至道，太宗赵昊又亲书真行草三体钱文，开御书钱文一代新风。徽宗赵佶更是以自己独创的铁划银钩“瘦金体”御书了“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等钱文书体，为中华的货币文化留下了珍贵的一笔。后世的古钱学家赞曰：“风流天子书大观，铁划银钩字字端”！至今这几种宋钱仍为钱币学家和书法家所珍爱。由此可见，对子钱只所以盛于两宋，是与两宋历代帝王重视钱文、崇尚书法分不开的。南唐和两宋的帝王大都擅诗词书画，天纵其才，造就了一代崇尚书画、重视艺术的文化氛围，这为对钱制度的绽蕾怒放创造了绝好的时机与环境。

4、古代铸钱工艺的改进为对子钱大批量的铸行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史籍记载宋代的铸钱工艺较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采用了先进的母钱翻铸法。这种铸钱法的工艺流程是：用四根木条作空框，中间填上土，上面放若干的母钱，再把同样的一框合在上面，印成钱背。这样完成了数十框，上面留出浇口，用绳捆紧加固，将溶化的铜汁浇铸进去，待冷却后开框，则成枝形的“钱树”，然后取出“钱树”摘下铸币，之后打磨光洁，便完成了一个个铜钱。这种先进的铸钱工艺的采用大大提高了宋代的铸钱工艺和效能，促进了宋代铸币业的高速发展。宋初，全国仅4处钱监，到了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全国各地的钱监已猛增至26个，年产量达506万贯。与此同时，宋政府更致力于币材的开采和积聚，为铜钱的铸造提供了大批的原材料；再加上先进的铸钱工艺，科学的合金配比技术，这些条件促成了两宋对钱的盛行。同时，也把我国古代金属铸币的艺术性推到了巅峰，更为对钱制度在两宋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建国以来，全国各地出土的大批古钱中以两宋对钱居多，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实物证明。

（此文乃笔者1996年参加河南省钱币研讨会的交流论文，并在《中州钱币》第六期发表；现整理出来，旧话重提，不当之处，诚请同道不吝赐教！）